梁美芬促問責追究遺失電腦事件

政府成立的專責小組,完成檢討選舉事務處遺失載有選民資料手提電腦電腦的事件,並提出18項改善建議,至於責任問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說,公務員事務局會跟進。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委員、經民聯的梁美芬指,選舉事務處如此兒戲地遺失載有300萬選民資料的電腦,應該問責及追究,包括何人決定將不相關的資料帶到後備會場、會場保安為何如此鬆懈等,並非當局道歉可以解決,亦不能因本屆政府任期即將完結而推卸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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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全斥將交流說成搞獨立是含血噴人

香港眾志立法會議員羅冠聰說,昨日在台灣出席「台灣國會關注香港民主連線」記者會後,被指「台港獨」勾結,他認為是不實指控。

羅冠聰說,連線的成員是由民進黨和時代力量立委組成,親民黨和國民黨成員都有獲邀請,但無加入。他說連線目的是關注香港事務,不包括主權問題。

羅冠聰呼籲北京不要嘗試用近乎恐嚇的口吻,阻止兩地正當公民社會交流。

同樣有去台灣出席記者會的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就認為,指他們勾結「台獨」是一小撮人要「上綱上線」,形容把兩地交流說成「台獨」、「港獨」是「含血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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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万高铁湖北段开建

  全智能三臂凿岩台车在郑万高铁高家坪隧道内施工作业。

  技师熟练地操作着全智能三臂凿岩台车。

  6月11日,国家重点工程郑万高铁湖北段施工建设全面展开。全长818公里的郑万高铁,起自郑州,经南阳进入湖北,至重庆万州,是国家中长期铁路规划重点建设工程之一。郑万铁路2016年开工建设,计划2022年开通运营。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12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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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流通成本为啥高?(特别报道)

  制图:蔡华伟

  流通,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在经济新常态下,作为供需对接的最后一棒,流通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着双重作用,是实现低端供需平衡向高端供需平衡有序转变的重要力量。流通领域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恰恰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巨大机遇和待开拓的空间。

  在国内流通领域,成本高、效率低是一大顽疾。尽管随着物流行业升级、电商迅速成长,近年来我国流通质量和效率逐步提升,但总的看,流通不畅仍是推高商品终端价格、阻碍居民扩大消费的关键因素。那么,目前国内的流通成本有多高?一件商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上,各环节成本的比例是多少?流通的堵点究竟在哪里?流通“降本增效”还有多大空间?是不是主要靠电商就能解决?打破流通“肠梗阻”,该从何处发力?

  近日,带着这些问号,本报记者分赴北京、南京、杭州、郑州、长沙、青岛等地,对37家生产和流通企业进行独家调查,并走访了部分消费者。

  —— 编 者

       

  国内流通成本有多高?

  从物流过程看,我国物流保管费用是发达国家的2倍,管理费用是其3至4倍;从流通组织看,多级批发、多级零售现象普遍,每增加一个环节,平均加价5%至10%

  鲜奶是城镇居民需求量最大的食品之一。在北京朝阳区某超市,伊利金典纯牛奶每箱12盒、每盒250毫升,价格69元,相当于每升23元;荷兰荷高(Globemilk)全脂纯牛奶,每盒1升只售22.8元,比伊利金典纯牛奶还便宜。

  正在这家超市买牛奶的市民张建对记者说:“国产奶从产地到超市,只在国内运输,而进口奶要跨国运输,涉及更多环节,流通成本应该更高,售价应该更贵,可为啥有时候反而国产奶价格更高?”

  “门道就在于,国产奶虽然只在国内转一圈,但流通成本还是太高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秘书长裴亮说。所谓“流通成本”是指消费品离开工厂或田间至消费者手中这期间的成本,这不仅包含运输成本,也包括仓促、分销等成本。以国产乳制品为例,不仅要经过一级批发和二、三级分销环节,而且为了争到超市货架的好位置,往往还得交一笔不低的进场费、宣传费。据一些企业测算,国产乳制品流通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超过50%,而进口奶一般是一级代理商直通门店,有些产品由超市直接从原产地进货,没有过多中间环节。

  在国内消费市场,商品零售价和出厂价差别较大的现象很普遍,多数是流通环节成本过高所致。

  在河南漯河,大白菜的地头收购价约为每公斤1元;而到了上海杨浦区的菜市场,每公斤大白菜的价格接近2元。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蔬菜类农产品流通成本占售价的50%—60%,甚至更高。

  在山东济南,高新区某超市一袋5公斤装东北大米的零售价为49元,每公斤约合5元。而在东北大米产区,每公斤大米一般不到3元。国家粮食局负责人介绍,我国粮食流通成本偏高,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1倍多。

  在湖南长沙,雨花区某建材店的店主介绍,建材家居业流通环节加价严重,一些产品在建材市场的售价是出厂价5倍以上。国内家居建材商品的物流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接近20%,而同类商品在欧、美、日的物流费用占比不到10%。

  在浙江温州,某服装生产企业老板告诉记者,一件生产成本价为50元的衣服,大商场至少卖到一两百元,如果在高档购物中心,价格能翻10倍乃至更高。国内服装业流通环节繁多,流通成本占比多数在50%以上。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贺登才说,从物流过程看,在运输、保管、管理三个物流环节中,我国流通成本高在保管、管理环节。去年,全国物流总费用为11.1万亿元,占GDP的15%左右,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平均8%—9%的水平,其中保管费用占33.1%,管理费用占13%。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物流保管费用是它们的2倍,管理费用是其3至4倍。物流成本占产品成本的比例,我国大约在30%—40%,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约为15%—25%,发达国家一般为10%—15%。

  从流通组织看,流通主体规模小、形式散、环节多、效益差,是国内流通业的顽症。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经济发展部副部长马继红说,我国流通主体形式多样、性质多元,商品流通中多级批发、多级零售现象十分普遍。粗略计算,流通过程每增加一个环节,平均加价5%至10%,这些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零售价格。

  流通堵点到底有多少?

  单线成本不高,但综合成本高,主因在于不必要的搬倒腾挪而产生的流通费用。一些物流公司的货车空载率近40%,比发达国家高4倍甚至更多,一边是“车等货”,一边是“货等车”

  “流通成本高不高?高在哪儿?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京东集团副总裁傅兵说,一件商品由生产地流通到销售地,由一次次单线流通串联起来,所有单线成本加总形成综合成本。

  傅兵认为,如果看单线流通成本,我国并不高,甚至比一些发达国家还低。这不难理解,一件商品无论是从城市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农村,我国在人力等方面有明显优势。以快递费为例,国内1公斤以下单件快递收费是10至13元,而在美国,这笔费用一般在10美元以上。

  国内商品流通成本高,主要就高在综合成本上。由于流通领域发展滞后,流通环节过多,很多明明可以直接从产地到销地的商品,经过几次不必要的“折腾”后,综合成本就蹿升一大截。

  ——标准不统一,由此产生大量不必要的搬倒腾挪。

  “在一些产品运输中,海运、铁运、公运各有各的标准,各干各的。”青岛港海铁联运中心经理吕世鹏说,以运输食用油为例,铁路部门要求必须用指定的油罐和液袋,公路部门也有自己的规定,从海路转铁路或从铁路转公路,都要重新经过腾挪分装,时间、费用成倍增加。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我国商品流通中,因不必要的搬倒腾挪产生的流通费用占流通总费用的25%左右,主要表现在海、铁、公多式联运比重低、甩挂运输进展慢等方面。欧洲国家的成熟国际港口中,海、铁、公多式联运比重占货物运输总量的30%左右,而我国的这个比重不到5%。

  ——信息不透明,“车找货”与“货找车”同时存在。

  “一边车找货,一边货找车,两头接不上,只能干着急。”青岛邦达物流总经理李恒亮说,公司配送车辆把货物送达目的地后,理想状态是返程时也能运输商品,从而降低流通成本。但实际情况是,返程车辆经常找不到合适的货源,陷入“等还是不等”的两难:空车返程确实很浪费,但如果死等货源,成本也不低——每多等一天,人工、保险费用就增加5%左右。

  物流需求并非没有,而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无法第一时间找到对路的车辆。受访的物流企业都提及一个问题:目前国内流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进展缓慢,导致物流供、需两端信息没打通,供需不能高效匹配,“车等货”与“货等车”并存。在一些物流公司,货运空载率接近40%,即使在货源充足的上海等地区,公路运输的空驶率也比发达国家高4倍。

  ——规划不合理,迂回成本和闲置成本造成大量浪费。

  地方上虽然越来越重视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但实际资金投入仍不足,远低于对农业、工业领域的投入,企业自建占了很大比例,缺乏统一规划。在物流集散地之间的频繁倒腾,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成本。

  南京港集团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凯军说,随着船舶大型化,港口经营本该集约化、规模化,但在一些港区,企业自建码头与公共码头共存,武钢的矿石不能在马钢的码头装卸,钢厂的码头不给水泥厂使用,只能来回运。加上布局分散、设施和设备空置,实在是太浪费。

  ——政策不协调,一些地方管理办法让物流公司无所适从。

  “在运输环节,过路费、过桥费的运输成本占了20%以上,还有降低空间。”河南大象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靳海涛说,国家为鲜活农产品运输开辟了绿色通道,但各地在执行过程中,查得相当严苛,甚至有些不合理:鲜活的鱼虾可以免费,稍微有些冷冻的却不行;猪胴体可以免费,但分割后就不行;装多了不行,装少了也不行。若是送货到多个目的地,常常送到一半,由于车辆满载率不足,明明也没有装别的货,剩下的路途就不能免费了。

  各地交通运输管理不统一,给物流企业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比如,一车货,在A省不算超载,在B省却被认为超载;在甲市能进入主城区,在乙市就要绕行。乱收费乱罚款也较普遍。“因政策不统一、不协调造成的体制性成本,是最需要铲除的。”浙江八方物流贸易部经理舒亚玲说。

  高成本流通影响有多大?

  不仅加重消费者的负担,也成为企业开拓市场的主要障碍,消费端越远,流通成本越高,产品跑远了根本没有竞争力

  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流通不容小觑。一件商品从出发地到目的地,通不通、顺不顺、快不快,直接影响最终消费体验和消费意愿。过高的流通成本,不仅增加消费者负担,也不利于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以农产品市场为例,流通不畅导致的“卖难买贵”长期困扰产销双方。山西太原市居民向记者反映,每年冬天,菜价总有几天特别贵。有一次,菜市场大白菜1斤卖到2块钱时,却听新闻报道说有的地方大白菜滞销,几分钱1斤都没人要。居民说:“还是咱们的流通不畅,要不然怎能卖不出去呢?”

  食品市场存在类似问题。资料显示,近5年我国进口食品消费快速趋旺,年均增长率达15%。随着市场不断开放,进口食品将更多进入中国家庭,对国内市场影响明显,生产企业“压力山大”。

  南京奶业集团财务部主管杨东认为,流通成本过高成为企业开拓市场的主要障碍。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家牛奶企业,“卫岗”牌牛奶已有近百年历史,但现在“卫岗”奶集中在南京及周边城市销售,因为消费市场越远,流通成本越高。“如果跑远了,跟当地产品相比,就根本没有竞争力。”

  流通提质增效对促进消费的作用十分可观。据测算,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下降1个百分点,就可以节约7500亿元。节省下来的成本让利给消费者,将带来明显的拉动效应。

  对物流企业而言,降本压力同样近在眼前。我国多数物流企业规模偏小,竞争激烈。去年全国物流50强的业务收入仅占物流总收入的10%左右。公路运输经营业户达810万户,其中个体户逾90%。从业者处处感受到生存危机。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何黎明认为,在现代商品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一个供应链体系,许多消费者碰到的不方便、不称心、不安全,说到底是因为各种资源没有整合好,流程未优化,环节太多,成本太高。重塑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可以明显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

  “在成熟的消费市场,供需可以有效匹配。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有更符合消费新需求的生产,也要有更加顺畅的流通,在供需之间修通‘高速路’,产品才能高效对接需求,消费者才能多得实惠。”裴亮说。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12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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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半潜式生活平台试航结束

  本报济南6月11日电  (记者刘成友)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自主设计建造的CR600半潜式生活平台近日顺利结束试航。该平台型长106.45米、型宽68.9米、型高36.25米,可容纳600人,可用甲板面积为2200平方米,最大可达3500平方米,最大航速可达12节,作业海域为巴西,同时满足墨西哥湾海域作业要求。此次试航用时20天,成功完成了一系列规定试验,标志着该平台系统功能得到了严格检验。该项目由中集来福士设计建造,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是该公司在高端海洋工程装备上的又一突破。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12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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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将加大去产能职工安置力度

  本报石家庄6月11日电  (记者史自强)记者从河北省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今年河北省将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加大去产能职工安置扶持力度。

  据了解,2016年,河北分流安置去产能职工5.78万人,安置率达到99%,根据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去产能企业职工安置工作的若干意见》,今年全省去产能职工安置范围扩大到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焦炭、火电6个行业,涉及拟分流职工近7万人,职工安置任务繁重。

  根据意见,去产能企业职工内部退养年限由距退休5年延长至10年。财政专项奖补资金可用于内部转岗职工社会保险费和基本生活费。对企业内部转岗培训给予每人800元的培训补贴。允许企业与职工协商保留劳动关系离岗创业。对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就业困难人员先安置、后补偿,通过公益性岗位兜底帮扶。调整公益性岗位补贴标准,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由各地自主确定。加大援企稳岗力度,增加援企稳岗资金,70%用于去产能企业。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12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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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短波

  银联推出云闪付二维码支付服务

  本报电 中国银联近日联合40余家商业银行正式推出银联云闪付二维码产品,持卡人通过银行APP可实现银联云闪付扫码支付。据悉,云闪付二维码产品作为中国银联推出的移动应用跨行转接交换产品,通过二维码(条码)交互方式,实现了个人之间、个人与商户之间以及商户之间的资金收付。此次发布的包括主扫消费、被扫消费和人到人付款多种模式,后续还将推出ATM二维码取现以及增值服务解决方案。相较于市场上其他二维码支付方式,银联云闪付二维码产品具备安全性更高、服务更完备、境内境外通用等特点。 

  (吴秋余) 

      

  长沙银行着力打造家庭智慧银行

  本报电 长沙银行近日推出家庭智慧银行“快乐e家”,为不同家庭量身定制财务解决方案,优化家庭收支,包括提供财务建议、自动投资理财、管理支付账单等,同时整合平台资源,为客户合理安排旅游、安居、教育、养老等日常计划,服务客户全生命周期。作为一家城商行,长沙银行将专注于城市社区发展,利用数字化手段为客户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据介绍,截至今年4月末,长沙银行资产规模达4066.5亿元,比成立之初增长136倍,位列全国省会城商行第五位。 

  (曾 卫)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12日 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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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总拿“市场价”说事(各抒己见)

  ■企业盼望政府在清理涉企收费时,别忘了那些看似“市场价”实为“垄断性收费”的费用,对各种“指定”“特许”“授权”“唯一合作方”保持足够的警觉性

        

  附着在电价上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将被取消。随之而来的,将是电价的下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对收费负担格外敏感。这样实打实的降成本举措,企业打心眼里欢迎。

  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国家从去年起多次出台措施,降低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油、气、水、电等垄断性收费首当其冲。不过,相比这些摆在明处的收费,企业希望有关方面也要关注那些披着市场化定价“外衣”的垄断性收费,多给企业减减负。

  特定区域的服务价格怎么如此高?制造业企业提起车站、港口这类区域往往一肚子苦水。从车站入口到装车处,几百米的短距离运输,只能交给指定的企业来完成,运输费用高得离谱。港口理货,不算复杂的业务,无奈只有一家企业开设,价格没的谈。

  特许经营怎么成了“垄断”?有企业每年要排放几十吨废水,当地却只有一家政府指定的废水处理公司,价格高出市场均价近一倍。上千家企业的废水都要挤到这一家特许经营商来处理,再高的价格也只好默默接受,想要及时处理还得找关系打招呼才能“插队”。

  这些费用,是高是低?在提供服务方看来,享受服务就该支付费用,这些费用不能算作“涉企收费”,而是服务的“价格”。就像企业要花钱购买原材料、雇用劳动力一样,企业对服务也理应支付相应的成本,来自于政府的“有形之手”不宜介入。但在企业看来,这些服务“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具有明显的垄断性。面对收费主体,企业没有选择的空间。面对服务价格,企业没有谈判的余地。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总是有高有低、有起有落,企业可以各取所需,想办法争取优惠、开展合作。但垄断性服务的价格,则是定多少企业就得付多少,基本上只涨不跌,与“价廉物美”无关,连“优质优价”都做不到,多数情况下是“强价格、弱服务”。任何服务都有成本。垄断性企业则天然缺少降低成本的动力和压力——没有竞争,不怕亏损,成本增加了,可以很方便地通过抬高价格而转移。这种所谓的价格,已不是市场竞争形成的均衡价格,实质上属于提供服务方利用排他性地位而收取的超额费用。

  正因如此,企业盼望政府在清理涉企收费时,别忘了这些看似“价格”实为“垄断性收费”的费用。这并不是要求政府对其直接定价或者强制降价,事实上这类服务林林总总、伴随着新产业新领域层出不穷,政府不可能一一盯着。降低这类收费,关键是要引入竞争。提供同样的服务,一家变5家、10家,即便都不想降价,最终还是会有某一家打破坚冰率先降价;即便成本真的增加了,提供服务方首先会想方设法自身消化,以保持价格的吸引力。有了竞争,企业为服务所支付的费用才真的是市场价格。

  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正加速推进。时至今日,那种整个行业、全部业务链都是垄断的领域已是少之又少,政府直接定价的商品和服务也已寥寥可数。但是,各种“指定”“特许”“授权”“唯一合作方”在经济领域却不少见,给企业增加了不合理负担。降低成本、清理收费,相关部门要对种种“指定”保持足够的警觉性——是不是排他性的?其自主定价是不是垄断性价格?“指定”本身是否合理?其间是否有利益输送存在?政府的确不宜过多地直接干预价格,但是,清理不必要的障碍、完善机制以鼓励竞争,毫无疑问正是企业期望政府来做的分内之事。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12日 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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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唱空”,不是“真空”(每月经济观察)

  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胶着期,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不具备可持续性。跳出只盯着增长率的固有思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巨大,后劲十足

     

  5月末,中国经济再次遭遇高调“唱空”。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认为,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政府将继续通过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增速,因此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这不是中国经济第一次被国际机构“唱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穆迪、标普,以及各种外资投行,不时曝出中国经济“崩溃论”“断崖说”,对世界经济释放出满满“负能量”。

  那么,中国经济究竟是被“唱空”,还是“真空”?不妨先看看5月公布的经济运行成绩单。

  “稳”的主基调没有变。4月工业增加值增速、民间投资增速等主要指标有所回落,但是这主要是对比基数等非经济因素导致的同比增速变化,而且国民经济总体延续了稳中向好的态势,就业扩大、物价稳定、居民收入增加、国际收支也在改善。

  “好”的因素持续增加。4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1%,高于工业增速1.6个百分点,服务业在经济当中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增强,且“三去一降一补”扎实推进,转型升级势头良好。

  当然,看好中国经济,不仅因为当下平稳,更因为前景光明。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胶着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尚不能完全替代旧动能发挥支撑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不具备可持续性。相反,跳出只盯着增长率的固有思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巨大,后劲十足。

  增长的空间在“上天入海”中拓宽,持续创新为中国经济打开了新的发展大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919成功首飞,世界首台光量子计算机在我国问世,我国成为世界第一个连续稳定试开采海洋超级能源“可燃冰”的国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6300米深处找到了一年前留下的采水器,真正实现了“大海捞针”……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证明,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总是随着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而转移,而这个5月,中国站上世界创新的高点。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带动下,中国正演绎现实版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增长的机会在“一带一路”上积累,开放共赢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更大的发展舞台。5月成功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亮出了一张涵盖“五通”内容共270多项成果的清单。在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发展失衡、经济治理滞后的今天,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扩大利益汇合点,培育发展新动能,促进各国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是增强中国和全球经济增长活力的双赢方案。

  增长的后劲在“多予少取”中夯实,深化改革为中国经济创造了更优的发展环境。新动能在孕育壮大中总会遭遇“成长的烦恼”,旧动能在转型升级中也要卸下“沉重的包袱”,如何让新旧动能平稳“交接棒”,跑好引领新常态的马拉松,有赖于政府的“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5月,红红火火的共享单车有了“指导意见”,规范停车、押金退还等争议问题终于“有了规矩,可成方圆”;而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针对涉企收费出台三大措施,降低实体经济的运行成本。简政不减责,放权不放任,营商环境更优渥,何愁引不来、留不下、生不出金凤凰?

  或许正如柯洁与阿尔法的围棋大战,悲观者看到的是传统棋手的一败涂地,而乐观者却看到了跳出固有思维的无限可能。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12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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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改,还要啃哪些“硬骨头”(产经观察)

  制图:蔡华伟

  近日,关于电价的利好消息频传。电价附加费中,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将被取消,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标准也将降低25%。

  价格涨落的背后,是决定价格变化的机制正进入改革深水区。价格改革如何向纵深推进?价格改革的“硬骨头”难啃在哪儿?记者采访了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

  新一轮价改,步入放管结合新阶段

  农产品、电力、天然气、药品和医疗服务、铁路运输等最难“啃”的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从一盒火柴涨价都要国务院开会讨论,到97%左右的商品和服务价格都由市场说了算,30多年的价格改革让我们告别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价格体制,基本建立了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尤其近五年来,80多项政府定价项目陆续放开,政府定价的范围目前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农产品、电力、天然气、药品和医疗服务、铁路运输等最难“啃”的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新一轮价格改革在价格改革的历史坐标中刻上了前所未有的标志性意义。

  “此前的历次价格改革均以调放结合为主,容易改的领域都已完成,这一轮价格改革进入了纵深推进、放管结合的新阶段。”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巡视员张满英表示,近五年来,价格机制在市场机制中的作用不断提升,对增强市场主体内生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价格机制释放了明确的市场预期,有利于调动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提高市场供给能力和效率。张满英举例,2015年实施药品价格改革后,药品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和药品质量决定,对引导药品生产和消费起到了明显作用,一些常用药、经典低价药的生产供应逐步恢复,企业开展药品研发创新的积极性有所提高。

  其次,价格机制创新推动企业负担大幅减轻、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张满英介绍,2013年以来,国家发改委通过降价清费,总计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和收费负担超过3500亿元以上,包括减少工商企业用电支出2000亿元以上,降低企业用气支出约1000亿元,减轻企业收费负担约565亿元。此外,随着节能环保价格政策的完善,初步形成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的倒逼机制。

  价格改革还一直坚持“温暖底色”,不断完善机制设计,初步确立民生领域“保基本”的政策框架。稳定民生基本必需品价格,推进养老、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价格改革,先后建立居民用电、用水、用气阶梯价格制度。同时,实施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总计已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约200亿元,为保障困难群体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价改攻坚克难,走在经济体制改革前列

  新一轮价改难在利益调整,难在顶层设计,难在推进方式

  近五年来,输配电价格、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医疗服务价格、铁路运输价格、棉花目标价格等改革都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这些领域的改革涉及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又关系国计民生,牵一发而动全身,十分敏感复杂。如何把握价格改革的时机、节奏、力度以及推进方式,考验着改革者的智慧、勇气和决心。

  改革难在利益调整。

  今年初实施的盐业体制改革就颇具代表性。正是因为涉及利益调整,酝酿了十几年之久的盐业体制改革一直难以落地。今年初盐改方案实施,“跨省卖盐”却因为触碰了地方盐企专营利益而遭到一些地方的“抵制”。国家发改委会同工信部多次发出通知、不断完善实施细则,进一步推进盐业政企分离,为落实食盐跨区经营扫除障碍。

  改革难在顶层设计。

  比如棉花目标价格改革,首次探索农产品价格与政府补贴分离,由市场来定价。改革面对重重困难:改革之初,国内棉花库存达到近两年消费量,去产能、去库存压力巨大;有关各方意见难协调,在目标价格水平制定、补贴资金确定依据、补贴发放方式等关键问题上分歧甚至很大;具体操作中的问题和困难多,诸如流转地补贴归属、非农用地植棉是否补贴、如何防止转圈棉套取补贴、如何防止卖棉难等。张满英说,通过反复的实地调研、多方听取意见才定下改革方案,“仅就分歧较大的新疆非农用地种植棉花补贴问题,我们就多次实地调研,统筹考虑统计制度规定、国家土地分类标准、新疆农田开垦历史和现状等方面,还适当增加一些资金应对改革中不可预见的情况之后,才较为妥善地解决了问题。”

  改革难在推进方式。

  天然气价格改革之初也面临着矛盾交织的局面:一方面国内价格水平明显低于可替代能源,生产和进口企业亏损严重,供应积极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天然气消费快速增长,从2003年到2013年连续十年消费增速接近20%,市场供不应求,冬季用气高峰供气紧张局面时有出现,对外依存度连年快速攀升。“在此情形下,如果单纯大幅度提高价格,国内企业和居民承受能力有限,势必面临极大阻力和压力。”张满英介绍,经过反复权衡,天然气行业市场化改革最终采取了先易后难的推进路径,“先增量、后存量”“先非居民用气、后居民用气”“先试点、后展开”“先理顺价格、后适时放开”,减轻了改革阻力,确保了改革平稳有序。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占国内80%以上的非居民用气门站价格已实现由市场主导。

  “坚持保障民生基本需求和基本权益的底线,近几年价格改革稳中求进,走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列。”张满英说。

  放开政府定价只是第一步,监管是更难的改革

  2013—2016年共组织开展了约2.4万项成本监审,核减不应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约8000亿元

  “放”下去难,“管”起来有时候更难。

  作为价格改革硬骨头中的硬骨头,电价改革的突破口就在“管”,而不仅仅在“放”。我国电价长期实行政府定价,电网企业在“买电”和“卖电”两头“双重垄断”,通过收取两头价差获取利润。要放开电价的政府定价,进行市场化调整,首先要改革的就是政府对电网企业的监管模式,要对电网实行科学、透明、规范的监管,让电网企业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收取“过网费”。因此,“管住中间”的输配电价改革就成为“放开两头”即发电侧与售电侧价格的基础,也是撬动整个电力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而输配电网的成本监审又是“管住中间”的关键。

  张满英介绍,成本监审是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价格过程中,通过调查、审核经营者成本,核定政府定价商品和服务成本的行为,其过程复杂严密,“什么可以计入成本、什么不可以,要通过严格履行书面通知、资料初审、实地审核、意见告知和出具报告等程序,在企业填报数据的基础上,还要通过数据核对、当面约谈、实地走访、延伸审核等环节。”国家发改委从2014年开始开展电网公司输配电成本监审,这也是国家首次对自然垄断环节开展的大规模定价成本监审。

  “监管其实是更难的改革。”张满英介绍,首先,企业配合监审的主动性并不强。近年的监审重点是自然垄断环节,监审后核定的成本往往低于企业报告的成本,预期成本监审结果不利于企业,少数企业会拖延时间或提供不完整资料。“去年对某省级电网输配电成本监审时,监审组实地审核一个多月后,企业仍未提供科目余额明细表、人员缴纳‘五险一金’等资料和开放固定资产台账明细的查阅权限。”此外,企业成本核算体系还不完善也是一个障碍,监审过程中除需要等待企业提供相关数据外,还要耗费大量时间按照规定重新进行归集整理测算。

  克服重重困难,输配电价成本监审成果显著。2015年来,国家发改委共核减与输配电不相关的资产和不应计入输配电成本的费用约1200亿元,平均核减比例14.5%。不仅在电力领域,2013—2016年,各级价格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了约24000项成本监审,核减不应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约8000亿元。

  强监管也体现在降费工作中。近年来,绝大部分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放开政府定价,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收费全部取消,但是中介服务与行政审批挂钩、一些降下去的费用改头换面卷土重来等现象仍然存在。为此,国家发改委出台一系列措施加强收费行为监管:对现行各项收费清单进行系统梳理和整合,实行政府定价收费项目“一张清单”,增加政策透明度;加强对放开价格的行为规范,对已放开价格收费项目,督促相关主体严格成本管理,提高服务质量;严格落实收费公示制度,重点对中介服务、行业协会商会、电子政务平台等重点领域开展收费监督检查等等。

  “经过这五年的价格改革,价格管理已经基本实现了从政府制定具体价格水平向建机制、强监管的转变。”张满英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纵深推进农产品、电力、天然气、医疗服务、铁路运输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价格改革,全面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加强垄断行业价格和收费监管,最大力度减轻企业负担,为深化供给侧改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12日 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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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减负万亿元承诺将兑现(热点聚焦)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决定推出新的降费措施,要求兑现全年为企业减负万亿元的承诺,相关措施引发了各界广泛关注。分析人士指出,各类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准税收”,在特定历史时期可以保证某些公共事务经费,但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今天却成为束缚企业活力的负担。规范和清理涉企收费,不仅仅是向企业发放减负“红包”,更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活力的必要之举。

  

  涉企收费套上“紧箍”

  据了解,7月1日起实施的新一轮降费措施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将建筑领域工程质量保证金预留比例上限由5%降至3%;二是清理能源领域政府非税收入电价附加,取消其中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收标准降低25%;三是降低农药实验费、公安部门相关证照费等6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四是暂免征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费。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国新办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新措施每年可减轻企业负担约2830亿元,加上此前已确定的减税降费措施约7180亿元,从而助力实现全年减税降费1万亿元以上的目标。同时,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进一步完善收费目录清单管理制度,在分级管理、分级公布收费目录清单的基础上,着力打造全国“一张网”,在相关网站上汇总公布收费目录清单。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金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各类涉企收费项目中,虽然一些项目存在有其必要性,但也有很多清理规范的空间。此次国务院为涉企收费套上‘紧箍’,不仅有助于减少政府性收费本身带来的寻租空间,而且可以促进简政放权,优化政府及企业在相关领域的人员配置。”

  完善减负制度环境

  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程瑜看来,当前宏观经济仍然有较大下行压力,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不断加剧,降低企业成本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环,重要性不言而喻。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理规范涉企收费问题上,制度建设被摆在突出位置。据介绍,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今后将进一步完善收费目录清单管理制度,及时汇总公布中央和地方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政府定价的收费目录清单。

  “中国经济从政府干预过多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恰当的政府性收费项目,便是旧有体制机制对经济转型升级形成外部制度环境约束的集中反映。这些收费项目一方面牵扯了企业大量精力,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形成良性的政企关系,甚至可能影响到中国对海外企业、资金、人才的吸引力。”金煜说,此次国务院推出降费措施,其实不只是为企业“发红包”,更意在为企业营造良好的长期制度环境。

  激发经济升级活力

  “大力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是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简政放权的关键内容。”史耀斌说。

  例如,下调建筑领域工程质量保证金预留比例上限这一最新措施,就将显著减轻建筑企业资金压力和经营负担。据住建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司长李如生介绍,工程质量保证金约占建筑业营业收入的3.2%左右,按照2016年全国建筑业营业收入约17万亿元计算,将保证金预留上限从5%降到3%,每年便可减轻相关企业负担2100亿元左右。

  金煜指出,在宏观经济日益市场化、法制化的今天,减少不必要、不合理的收费项目,进一步强化以税收为主的政府收入体系,有助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各经济主体公开、公平、公正地参与市场竞争。金煜说:“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转型压力。因此,及时有效地针对突出问题进行改革,无疑有利于经济顺利转型并实现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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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再推28条措施降低实体经济成本

  本报南宁6月11日电  (记者庞革平)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广西结合去年“降成本41条”政策,出台“新28条”政策,涉及降低投资税费、降低融资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用地成本和降低用电用气用水成本5个部分。广西工业和信息化委巡视员潘峰介绍,初步估算,这次降成本“新28条”每年将减免或缓缴实体经济成本120亿元左右。

  去年以来,广西出台了“降成本41条”政策,各项降税减费政策为实体经济企业降低成本300亿元左右,有力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和全区经济稳定增长。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降成本举措,切实优化企业投资和发展环境,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意见》日前正式印发实施。

  意见围绕“降低投资成本、促进投资回升”的根本任务,在项目落地、审批、开工、建设、竣工各个环节提出一些新的降低投资税费、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用地成本、用能用水成本等降成本措施。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12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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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贷 带来好日子(样本)

  蒋跃新绘 (新华社发)

  客厅里,不少客人正在推杯换盏,不时有服务员穿梭其中,将一盘盘农家菜摆上餐桌……这座热闹的徽派小楼,是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塔川村村民朱国平的家,同时也是他创建的农家乐。还没和记者聊上几句,他又忙活着招呼客人去了。

  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对朱国平而言,不仅是个传统节日,更是自家农家乐的旅游小高峰。放在多年前,面对当地火爆的旅游市场,朱国平只能看在眼里,而如今,他的农家乐人气旺了、生意好了,收入也上去了。

  “多亏了贷款,无需抵押,一下子就贷出40万,还款跟城里人买房按揭一样,每个月定期打入卡中5000元,能用8年。”提起贷款创业,朱国平满心感激。他所说的贷款,是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专门为乡村旅游经营户量身定做的产品。近年来,随着农家乐、乡村民宿受到游客青睐,带动了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也吸引了众多农民投身到旅游创业中去。

  农户办民宿,贷款送来第一桶金

  因此前外出务工摔伤,朱国平一度卧病在床,家中父亲聋哑、母亲智力残障,全家的重担当时就压在妹妹身上。好在朱国平恢复快,卧床一年之后,能够自主行动。“看着家中的情况,当时就想找点力所能及的事,好贴补家用。”朱国平说。

  “起初几年,开过三轮、卖过小吃、也做过烧烤,但因为身体原因先后都放弃了,那段日子确实很难熬。”回想起当初的情况,朱国平仍然黯然神伤。

  2013年,作为安徽省百家摄影点,黟县塔川秋色逐渐形成品牌,当时旅游一下子热了起来。“开始的想法就是在自己家给来塔川的游客行个方便,有口热饭,简单实惠,没想到竟成了挣钱养家的门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专门做旅游的想法浮现在朱国平的脑海里。

  后来流行民宿,朱国平就想把自家房屋改成徽派建筑,但预算远远超出他的承受范围。之前就是做点农家菜,除去家里开销所赚无几,想要装修房子的想法苦于资金一时间难以实施。难不成这次又要半途而废?

  2016年3月,农行黟县支行到村里进行乡村旅游贷宣传,当银行工作人员讲明来意之后,朱国平一听说发展民宿可以从银行贷款,并有政府贴息,喜出望外,当即递交了贷款申请。农行黟县支行工作人员现场办公,没过几天,他便收到了40万元的贷款。

  有了这笔钱,心里就有了底气。说干就干,2016年4月,拿到贷款的朱国平加紧工期,赶在油菜花盛开之前对外营业。他掰着手指头给记者算起了账:去年一个油菜花季20天时间净挣2万元,下半年的红叶季更是赚了4万多。“一下欠银行40万元,要说没有压力是不可能,但好在看到了奔头。”朱国平说。

  利息低、成本少,旅游贷为信用农户扫清“拦路虎”

  享受到乡村旅游贷的农户不只是朱国平一家,黟县卢村村民于胜芳也从当地农行贷出20万元,建起了农家乐。

  走进她一手打造的“醉美农庄”,宽敞的庭院、整洁的客厅、干净的卧室,让人赏心悦目,冰箱里塞满了自家种植的蔬菜瓜果。说起当下的日子,于胜芳底气十足,“以前穷是没有收入来源,仅靠着几亩田地和茶园。现在农家乐盖起来了、民宿开起来了,丈夫还在不远的旅游山庄当厨师,日子是越过越有信心。”

  “最开始也担心过,毕竟没有借过这么多钱,但看到店里的生意好,就打消了顾虑。”眼下,于胜芳的醉美农庄已经步入正轨,也让她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前景。

  农行黟县支行行长汪胜杰介绍,乡村旅游贷主要是用于支持景区内农家乐、民宿客栈等乡村旅游经营户发展,带动乡村特色旅游扶贫的创新产品。因为贷款期限活、利息低、成本少,不仅解决了农户贷款缺乏抵押物的问题,同时还放宽了贷款的还款时间,信用方式贷款最高可贷到80万元,有抵押的最高可贷300万元。

  黟县的旅游资源十分受欢迎,每年一到旺季的时候,往往是一宿难求,这给当地农家乐和民宿经营主体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然而房屋改造及设备更新所需不少的资金,成了摆在部分农家乐和民宿从业者面前的“拦路虎”。“乡村旅游贷为他们清除了障碍。”汪胜杰说。

  “像朱国平和于胜芳这样的贫困户,虽然家庭收入不高,但为人勤快老实,在村里人缘好、口碑佳,理应被评为信用户。”农行黟县支行客户部副经理孙景鳞说,过去对贫困户不了解,也不清楚信用状况,银行往往是爱莫能助。如今,针对评上信用户的家庭,银行很乐意支持。

  截至5月中旬,在全省范围内,农行安徽省分行已发放乡村旅游贷8566万元,惠及290户乡村旅游经营户增收致富。

  “三农”金融托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今年4月份,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重点支持有发展需求、有贷款意愿、有还款能力或还贷措施的贫困户,从事种植、养殖、农家乐、乡村旅游等生产经营活动。

  近年来,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把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力度作为涉农金融服务工作的重点,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并取得了积极成效。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货币信贷处处长赵永红告诉记者,围绕“发展生产脱贫一批”的脱贫方式,安徽省涌现出了包括金寨县光伏扶贫项目、岳西县“整村推进”模式、石台县“公司+基地+贫困户”项目等在内的适合当地特色的扶贫模式。各金融机构也不断创新金融扶贫产品和方式,推出乡村旅游贷、劝耕贷等金融产品,为的是通过构建长效扶贫机制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今年,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联合安徽省扶贫办、安徽省金融办制定出台指导意见,推动以产业带动为核心的扶贫小额信贷业务发展,形成人行牵头、扶贫办配合、商业银行参与、乡镇政府支持的协同作战新格局。记者从安徽省政府金融办了解到,安徽将通过创新信贷模式、完善贴息机制、加强风险补偿金使用管理等举措,确保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不仅能够贷款贷得到、用得好、还得上,还要稳脱贫。

  此外,安徽还在全省范围内建立金融扶贫主办行制度,实现金融机构与贫困村“一对一”帮扶、全省3000个贫困村“责任全覆盖”。截至一季度末,安徽省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达782.27亿元。积极探索“再贷款+”模式,截至5月末,全省扶贫再贷款余额37.8亿元,自2016年以来累计发放50.4亿元。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12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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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邵阳武冈机场将通航

  本报北京6月11日电  (记者欧阳洁)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湖南省邵阳武冈机场通航暨招商、旅游推介会获悉:邵阳武冈机场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达成了开通北京至邵阳武冈航线的协议并执行首飞,拟定于本月28日正式通航,目前通航准备工作全部到位。

  据介绍,邵阳武冈机场项目总投资概算9.68亿元,占地133.9公顷,年设计旅客吞吐量25万人次、货邮吞吐量500吨、起降3247架次。机场跑道海拔高460米,是湖南省目前海拔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支线机场,定位为开通民用定期航班的国内旅游支线机场,兼顾保障抢险救灾和通用航空业务发展。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12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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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科技”来了,保险业当求变(金海观潮)

  ■目前国内保险机构整体上仍未摆脱高成本、低效率的粗放经营方式,犹如身形高大又虚胖的“巨人”追赶脚步轻快的“精灵”。趁着现在行业资金实力雄厚,保险业要跟上新浪潮,直面“黑科技”,创新发展理念和管理手段

      

  不久前,成都机场接连被无人机“黑飞”干扰、影响航班正常起降和飞行安全的报道引起社会关注。小小无人机可能酿成灾祸,令人胆寒。前不久,苏州一家专门为无人机提供机身保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公司宣布停止该项业务,原因是经营潜在风险巨大。

  无人机、无人驾驶、人脸识别来了,保险能提供足够的风险保障吗?能发挥费率杠杆作用,防止他们闯祸吗?从产品设计、销售到定损理赔,保险业每个链条上提供的就业饭碗是否会被机器替代?此外,区块链技术、云计算、大数据、车联网、基因检测、可穿戴设备……这些被人们称为“黑科技”的新鲜事物渐行渐近,与其他金融业态相比,以风险为经营对象的保险业面临的 “科技洗礼”恐怕最为猛烈。

  好处是,风险即生意。“黑科技”每一项单拎出来,都会对人们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产生巨大影响,更别说它们的交叉、融合使用让风险呈现千差万别的组合,保险业的发展空间更大了。不管是这些“黑科技”的研发过程本身,还是其作用于人与物所产生的新型风险,都需要保险保障来守护。届时,新险种、新服务将层出不穷,保险产业链的延伸无处不在。

  但同时,保险业若无金刚钻,就难揽瓷器活。一是保险业的发展理念需要创新。比如,基因检测技术的出现让投保人很难再隐瞒病情或疾病遗传史,有助于保险企业进行差别定价和险种创新,可保险公司通过基因筛选拒保高风险保户的行为将变得不可避免,如果保险公司只承保低概率事件或拒保高风险标的,那还是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保险呢?二是保险经营管理手段需要提升。保险营销、风险定价、产品设计、客户服务、运营管理等必须大踏步才能跟得上趟,否则就像马云所说:未来保险销售人员必将被大数据取代;或像巴菲特担忧的那样:虽然无人驾驶汽车有益于社会,但从长远来看会影响保险商的收益,从而颠覆保险业。

  面对“黑科技”的快速成长,保险业不可再亦步亦趋。目前国内保险机构众多,保险市场体量巨大,但整体上行业仍未摆脱高成本、低效率的粗放经营方式,这情形犹如一个身形高大又虚胖的“巨人”追赶脚步轻快的“精灵”,想想就觉得吃力。趁着现在行业资金实力雄厚,保险业要进行前瞻性布局。

  比如,抓紧调研、预估“黑科技”对行业的冲击;优化高校保险学科的课程设计、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大力建设新的营销渠道,制定摆脱“人海战术”的步骤和时间表,避免行业出现大规模裁员;完善那些涉及对保险经营进行重新定义的法律法规,防止出现监管盲区;制定行业内以及跨行业共享大数据的合作机制;强化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不能让区块链、基因检测、物联网等手段成为保险业控制定价权、制定霸王条款的手段,甚至让消费者隐私成为公开兜售的资源……这些工作都不是能立竿见影的政绩,却是行业未来发展的根本,需要有人肯牵头、有企业愿投入,需要全行业一起行动起来。当保险业具备了足够的实力和智慧,才能从容地与“黑科技”共舞。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12日 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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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听途说,当心吃罚单(微经济)

  任何人、任何方式泄露或利用内幕信息,都会触碰法律红线,听消息炒股包含了巨大风险

      

  身边投资股票的朋友不少,其中有一些总是热衷于探听各种“小道消息”“内幕消息”,并以此作为买卖股票的依据。有调查显示,目前A股市场的投资者中,选择朋友荐股的投资者接近五成,依赖打听消息的投资者则占21.74%。

  听消息买股票,与正常信息研判有本质不同,如果投资者迷恋于依赖“内幕消息”,就是走入歧途了。

  听消息炒股,首先是易上当。股市里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亦真亦假,真假难辨。对于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传到我们耳朵里的消息,有的是无中生有,有的是以讹传讹,有的是挖坑设套的骗局。拿自己的真金白银去赌“雾里看花”的消息,实在是毫无理性可言。

  听消息炒股,还会触碰法律红线。不可否认,确实有些人能获得常人得不到的信息,这些人是不是就能安然稳获暴利呢?也不尽然。最近,证监会投资者保护部门公布的一批案例显示,内幕交易大致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近亲属从事内幕交易;二是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同学、朋友等密切关系的人员从事内幕交易;三是相关人员从内幕信息知情人处窃取、骗取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四是内幕信息知情人泄露内幕信息。这些案例警示我们,内幕交易是法律严令禁止的违法犯罪行为,任何人、任何方式泄露或利用内幕信息,都会触碰法律红线,听消息炒股包含了巨大的法律风险和投资风险。

  还有些投资者认为,利用内幕消息赚了钱才会被处罚,赔了钱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也是误解,听消息炒股完全可能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案例显示,时任某国有企业财务总监的王某某,在获知一条内幕信息后,透露给发小赵某某。赵某某立即投入22.53万元买了相关股票,坐等股价上升后一夜暴富。可是事与愿违,等来的竟是资产重组失败的消息。赵某某没有赚到钱,反倒赔了3.94万元。更想不到的是,这一内幕交易情况还被调查得一清二楚。王某某因泄露内幕信息,赵某某因从事内幕交易,分别领到4万元的罚单。

  这些案例给普通投资者以警示,提醒我们要远离内幕交易。当然,从监管的角度看,关键还是要管好以上市公司高管、市场从业人员等为代表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只有让这些关键人员做到严守保密红线,管好身边人,不做资本市场的“老鼠”和“蛀虫”,内幕交易这一股市顽疾才能得到有效控制。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12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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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总部人少了(行业广角)

  我国目前100多家央企,许多是资产达数千亿元的“巨无霸”。这些大央企,其总部又是什么样?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宣布,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企业在人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效果明显。中央企业集团总部人员在岗人数到2016年已减至2.64万人,平均每家央企总部员工200多人。央企总部人均管理资产在2016年则达到19.1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11.1%,管理效能进一步提升。

  中央企业的市场化选人用人力度也逐步加大。据国资委调查统计,截至2016年底,中央企业集团及下属企业中,由董事会市场化选聘和管理的经理层成员约占5.1%,其中,中央企业二级企业中,由董事会选聘和管理的经理层成员约占7.4%。省级国资委单位所出资企业及下属企业中,通过市场化选聘并管理的经理层人员占14%。招商局、中国建材等50多家中央企业和上海、广东等20多个省级国资委在二三级企业探索实施了职业经理人制度。

  中央企业薪酬制度改革迈出重要步伐。去年以来,国资委会同有关方面连续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中央企业劳动用工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做好中央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工作的通知》等多个文件,探索建立长期激励约束机制。部分中央企业持续推进以价值为导向的市场化收入分配改革,实现了职工收入随业绩变化能增能减的改革目标。其中,中国节能将“清洁能源发电量”与“利润总额”设置为工资增长与经济效益联动的复合指标,工资增幅重点向经营、效益倾斜,向基层一线企业倾斜。国药集团2016年在可比口径的存量员工中,大多数通过努力工作实现了收入增长,但同时也有31%的员工收入降低。

  中央企业压缩管理层级取得阶段性成果,央企长期存在的管理和法人层级多、子企业数量庞大等突出问题有所改善。截至4月底,累计减少4240户,压减比例8.13%。按照三年压减20%的总体目标,今年还将减少法人单位8%。不少央企积极落实劳动用工制度改革。2016年,中国一重各级中层领导干部全部“起立”,通过市场化选聘和个别调整,由320人缩减为190人。近三年,中铝公司共计分流安置员工7.92万人,用工总量压减40%。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12日 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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