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腊八节:又回圣地亚哥

WWY专稿:生活的乐趣和妙处之一,便是今天的你永远无法预见明天会怎样,将来之于现在总是个未知。这正是圣地亚哥这座海滨城市给我的感觉。圣地亚哥对于我,是我开眼看世界的第一站,是一个和我缘分不浅的老朋友,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港湾。

圣地亚哥,是加州第二大城市,坐落于南加州的太平洋沿岸,与墨西哥接壤,是整个加州的发源地。这里常年气候温和,阳光明媚之余不乏绵绵细雨。城市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天然的深水海港,绵长的海岸线和大自然赋予的各式海滩海景。由于在16世纪中叶被最先登陆的西班牙人据为己有,这座城市的建筑规划以及文化风俗的很多地方都流露出浓浓的西班牙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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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年前,2005年, 还是个学生的我在圣地亚哥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夏天。我在当时所学领域的一家公司的圣地亚哥分部做暑假实习。我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叫La Jolla, 是圣地亚哥靠近海边的地区。公司的办公楼位于在高高低低山谷中起伏的Torrey Pines Road上,距离著名的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不远。从我住的地方到公司,开车只需经过高速上的两个出口。下了高速,如果不小心错过了去办公楼的右转路口,那就必须开到Del Mar的海边才能打U-turn掉头。

在圣地亚哥所有的海滩中,我最喜欢的就 是Del Mar。和其他的海滩不同,Del Mar是很大的一片几乎没有人工进行过雕琢的纯天然的海滩。它面积辽阔,沙滩和石滩交错出现。岸上是错落起伏的小山,山上各处常建有海景豪宅。将车开到海 边,摇下车窗,咸咸的海风扑面而来,空气中透着潮湿,海面上总是萦绕着一层层的雾气。那个夏天,我有几次开车上班时错过了应该右转的路口,因此有幸欣赏了 清晨时在Del Mar海面上翱翔的海鸥以及在海浪里若隐若现的冲浪人。

还记 得我那时的cube面向窗户,窗外是一棵据说是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才有的一种松树Torrey Pine。这也便是Torrey Pines Road的来历。我那时常常被其他组的同事们误认为是本科生或是谁谁谁家的孩子,他们中的很多也真把我当成孩子,敞开心扉地跟我说了很多他们人生路上的成 败得失。但是这个孩子却总想把自己当成大人,还曾经煞有介事不知天高地厚地和head of HR在公开和不公开的场合里“探讨“过行业的前景和公司在未 来几年内将要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那时的我对麦肯锡的那套strategy很是着迷,这家我实习的公司便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工作之余我最喜欢做的就是琢 磨着怎么才能让机构庞大的公司变得紧凑有活力并且巧妙地规避未来险阻。再后来,我把自己也当成了一个案例。在之后的这些年里,当时参与过的那个写在我简历 上的至今还能被本行业人甚至某些行外人注意到的项目已在我的记忆中越来越淡,反而那个夏天里听到的肺腑之言以及夏天结束之后的秋天里我对自己进行的案例分 析倒是愈发清晰。

八年过去了,在2013年的第一个周末,我再次回到了圣地亚哥。这一次的主要目的是开会,行程紧凑,历时三天。八年后的圣地亚哥依旧是圣地亚哥,只是再也没有人会将八年前的那个孩子看作孩子了。

开会间歇,见到了老朋友T大哥。上次一起吃饭还是在2006年夏末,那时我正踌躇满志地要开始我的第一份工作。七年之后,我人在纽约,T早已弃暗投明海归北京,现于国内某知名私立商学院任终身教职。我与T相识于2003年秋天在数学系给本系和外系博士生开的实变分析(real analysis)课上,我和T都是外系的。教授是一个胖胖的很有风度的亲切幽默的老先生,老先生每次上课必定衬衫领带西裤皮鞋,领带末端的尖角处脱了线,露出毛边。老先生的板书极美,有一次下课问完问题之后我顺便恭维 了他一句,说他的hand-writing is very old-fashioned, 结果搞得老先生对old-fashioned一词耿耿于怀。那时我和T上课时是接老师下茬儿的主力,下课后我俩互吹互捧,我把他捧为班里最好的学生,他夸 我是班里第二。T乐于助人,他喜欢给别人深入浅出地讲他的证明思路,并经常告诫我一定不要不求甚解,凡事既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我 们的友谊在实变分析课结束之后还一直保持着。在2003年一个初秋的下午,依旧是那个城市一贯的阴天,我满腹心事优柔寡断,像跟屁虫般地尾随正忙着准备计 量经济学期中考试的T从学校餐厅走到那个外观像暖气片一样的图书馆。后来在2008奥运的时候,我受到启发后灵光闪现,给那个图书馆取了一个贴切的名字: 暖立方。那天,一路上T现身说法,以他自己的经历告诉我遇事要make informed decision. 这次重逢,已经略经世事的我再次提起那天下午和暖立方,我说,我给你的那句话补上个前半句,让两句话正好凑成一个整句:Take calculated risk, make informed decision. T认为补得还不错。